在很多人眼中，魏晋风度代表着超凡脱尘，放浪形骸，返璞归真的名士风范，代表着风流自赏的人生态度。

从建安七子到正始名士，再到竹林七贤，他们以清谈、喝酒和著文为乐，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

而在魏晋名士中，阮籍以“疏狂”著称。他看似无所挂怀，放浪形骸，却常常独自驾车随性出游，在无路可走的地方放声痛哭。

阮籍的一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与时代抗争与妥协的一生，其间的矛盾与纠结，只留待后人细细体味。

迷惘的时代

阮籍出身于陈留阮氏，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三岁丧父后家道中落，由母亲抚养长大。

与每个天赋异禀的少年一样，阮籍饱读诗书，尤受儒家文化影响，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之梦。

少年时期的阮籍雄心勃勃，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少年时的阮籍可能会做许多梦，关于留名青史，关于肃清弊政，关于天下大同，关于美好的乌托邦。盘旋于脑中的图景是理想化的，现实却常常是阴暗血腥的。

那是一个长达百年的迷惘时代，也是充斥着腥风血雨的丛林时代。玩弄权术的人道貌岸然，将仁义道德视为废纸一张；他们的双眼望不见百姓疾苦，只醉心于计算自己的利益，只沉溺于权力的争斗。

东汉后期，权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宦官祸乱朝纲，高居大殿之上的皇帝变成了各方势力的傀儡；三国时代，群雄割据，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战乱频仍，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战场之上，人命皆如草芥。

社会矛盾不断恶化，欺世盗名、相互贿赂的现象层出不穷，名教理论开始崩解，传统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如此时代，与书简中所述“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相去甚远，“仁义礼智信”的理想只存在于文人的笔墨间。

热衷于谈玄的魏晋名士们并不是无心于家国，而是因为世道不济，天下无道，以至于才无所用，无力求治。这些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名士们理想崩碎，只得苟全性命于乱世，无奈才表现出出世的情怀。

出世与入世

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所谓的光风霁月，所谓的君子慎独仿佛一个个笑话。美好的传统已然远去，现实变成了理想主义者的坟墓。出世还是入世？这是足以让名士们纠结一生的的矛盾。

彻底的放纵如刘伶，一生嗜酒如命，从未做官，视生死如草芥，他曾称自己若是醉死郊外，随行人就地将他掩埋便可；与现实合流如王戎，宦海浮沉一生，聚敛财货，求容于世；归隐田园如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便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阮籍并未像陶渊明一样选择采菊东篱的隐居生活，相反，他一生数次出仕做官，但从未在政治上取得任何成就。无奈与现实妥协，却又于浊流中遗世独立，这正是阮籍一生的悲剧之处。

阮籍第一次做官是在正始之年。当时，司马懿与曹爽两位权臣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政局凶险异常。

此时的阮籍已经因其才华扬名于外，太尉蒋济听闻阮籍的才名，便有意让阮籍出仕为官。阮籍闻之，立即撰文婉言谢绝了蒋济的请求，可是蒋济却误以为阮籍已经答应出仕，此文只是谦虚的客套而已。由于蒋济已经启程迎接阮籍，加之乡邻们的劝说，阮籍无奈之下只得就任，但不久就告病辞官。

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曹魏军权政权正式落入司马氏手中。眼见司马氏的势力不断壮大，皇室力量日渐式微，司马氏代魏似乎指日可待，在政治上倾向于曹氏的阮籍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为官之人，常常为了保全性命而身不由己。高平陵之变后，阮籍先是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后又跟随司马师为官，最后向司马昭请求任步兵校尉一职，该职不掌兵权，与中央疏远，是最不容易受到司马氏猜忌的职位。

在政治上，阮籍每一次都明智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乱世中谨慎避祸，顺利地保全自身。

樊笼不得脱

阮籍是清醒理智的，更是忠于理想的，所以这种清醒和理智是他痛苦的本源。他的一生仿佛被禁锢于樊笼之中，逃脱不得。

司马氏的权威和政治的凶险是囚禁阮籍的枷锁。那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会为了铲除异己，钳制思想无所不为，他们可以肆意篡改真相，随意拿捏一个人的生死。

为正义直言，与司马氏拒不合作的嵇康，最终死在了屠刀之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只留下广陵绝唱和尸骨所化的一抔黄土。

世道昏暗，信仰破碎。于是，阮籍佯狂避世，在清醒中沉醉，在沉醉中清醒，用癫狂和放纵舒缓痛苦。

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想要与阮籍联姻，阮籍闻之，终日醉酒不醒，用大醉六十天的方式逃避司马昭的请求。

阮籍从不在别人面前臧否人物，议论时局，以至于司马昭直言“阮步兵，天下之至慎”。由于无法实现政治理想，加之对现实的失望，阮籍的思想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逐步转向了道家的隐世。生活中，他或是抱琴入山林，或是大醉不醒，或是与好友清谈，以此践行老庄反功利，返璞自然的价值观。

 离经叛道是阮籍的代名词，或许也只有通过对传统礼法的颠覆，才能表达阮籍对世事的不满与对世俗的鄙夷。

魏晋之时，由于开国帝王得国不正，自汉以来奉行的“忠君”价值观恰好是对他们最大的讽刺，所以统治者转而推行以孝治国，试图在宣传上回避“忠君”二字。

据《二十四孝图》中所载的典故，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郭巨埋儿”“卧冰求鲤”这种极端的孝亲行为，孝文化在当时的盛行可见一斑。然而阮籍却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于别人的宴会上喝酒吃肉，毫不避讳，丝毫无畏于此举对自己世俗风评所造成的影响。

男女授受不亲在当时被认为是金科玉律，阮籍却常常去女人所开的酒馆里喝酒，醉酒后便睡在酒馆女主人旁边，毫不避嫌；阮籍曾为即将回娘家的嫂子设宴饯行，甚至为她亲自送别；偶遇陌生的女子的葬礼，阮籍竟也会因她在风华正茂之年逝去而哭泣。

当在朝中为官的礼法之士嵇喜来看望阮籍时，阮籍对他白眼相加，而当嵇康带着琴前来与阮籍谈玄时，阮籍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热情地将嵇康迎入家门。

越名教而任自然

阮籍与名士们都极其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他们所谈论的大多为老庄之学，志在玄妙高远之境界。老庄思想让痛苦的名士们回归自然，发现本我，摆脱现实的纷扰。

但是与此同时，正统的儒家思想依旧是社会的主流，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名士们无法从思想中抹除儒家价值观对他们的影响。于是，儒道合流的玄学诞生了。

“玄”字来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二句，旨在研究幽深玄远的问题，主要以研究有无问题为中心。玄学是名士们跳出“修齐治平”的主流价值观，对人生与宇宙的重新阐释，也是为自己重新构建的精神家园。

 阮籍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著有《通老论》《达庄论》等玄学论述文。阮籍和嵇康都崇尚自然，崇尚无为，向往着无君无臣，自耕自织的桃花源。他们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的社会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本是和谐而没有矛盾的，但名教打破了这种和谐。名教是统治者用来粉饰弊政与腐败的工具，是非自然的，所以阮嵇二人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礼教的批判，又是人性解放的觉醒。自此，士大夫的理想中，除了儒家的功名入世之外，还增添了道家潇洒出世的情怀。

穿越时空的共鸣

在《晋书阮籍传》中曾有这样一个细节，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模仿父亲的疏狂放纵，阮籍却对儿子说：“我已经如此一生，你一定不要再学我。”

很多人羡慕阮籍不为世俗所累，可阮籍若是真的了无牵挂，真的豁达放纵，醉心自然，又怎会劝告儿子不要走自己的老路呢？

阮籍一生都在为理想的穷途悲歌，永远在失望，永远在质疑，永远无法推翻这个可恶的世界，却永远放不下他的济世之心。

正始四年，司马昭被封为晋公，加九锡，按照虚伪的惯例，皇帝需向司马昭下册封的诏书，司马昭谦让之后，再由大臣上《劝进书》劝司马昭受封。

司马昭请阮籍为自己写《劝进书》，阮籍闻之，喝得酩酊大醉，趁着醉意不加雕琢地写完《劝进书》，其中的苦涩与无奈，只有借着酒醉才能暂且忘却，逼着自己向肮脏的世俗妥协。

写完《劝进书》一个月后，阮籍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也许阮籍会羡慕嵇康，为了理想和正义付出生命，死得轰轰烈烈，留下千古绝唱。也许阮籍会羡慕刘伶，拥有真正超然的心态，坚决不踏入浊流一步。也许阮籍会痛恨自己的软弱，囿于自保与妥协，只落得穷途之哭的悲哀。

阮籍的生存之道令我既佩服又痛心，因为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谁，都或多或少地体验过现实与理想相悖的痛苦，也都不断地向现实妥协，试图与现实合流却仍放不下理想的执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共鸣，阮籍才显得那么的动人和鲜活，才那么值得一代代后人怀念。

魏晋风流，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犹如历史银河中的一颗明星，在每一个寂寥的夜晚闪亮着，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迷惘与痛苦，矛盾与豁达。

后世苦于樊笼不得脱的人们，不断地与魏晋名士们产生共鸣，那些玄妙而脱俗的思想也成为了许多人的精神寄托。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动人之处，人死的那一刻油尽灯枯，精神却长明于后世的知音心中。